云南普洱市张先生通过国务院互联网+督查平台反映，该市思茅区第四中学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划分智慧班和传统班，智慧班的学生需要花5800元购买平板电脑。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收到相关留言后，转有关地方政府核查办理。云南省有关部门核查认定群众反映情况属实。普洱市已责令该校立即停止违规收费行为，取消智慧班与普通班分班，督促该校向719名学生退还了全部违规收费244.46万元，并将平板电脑、配套设备及教学资源收回供统一教学使用。
要求学生购买平板电脑，并以此作为分班依据，类似套路并不新鲜。比如2020年11月前后，浙江嘉兴被曝光有多所学校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为依据分班，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指定品牌的平板电脑，捆绑搭售教辅软件，并违规收取软件服务费，总费用达7134.53万元。这些案例操作模式相差不大，某些学校之所以热衷于平板教学，并非简单基于教育信息化考虑，而是有着自身的利益考量5000多元的收费可谓高昂，即便有信息化教学的诉求，那为何不允许家长自主安排，而是执着于统一配置？
类似事件屡屡曝光，当予以足够重视，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恐怕也有必要复盘。上述两个案例，都只是退款并取消相应的分班机制，并没有具体责任人来承担责任。若只是退钱了事，是否能够起到惩戒作用？类似事件由何人主导，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有没有参与，利益最终流向何处，这些问题要查清楚想必并不困难，而如果能据此展开问责，相信会产生更大的惩戒效果。
其次是举报渠道，上述两个案例都是通过国务院互动渠道反映问题，说明此渠道足够高效，并且在民间获得了非常高的口碑。但换一个角度看，这样一个影响相对有限且并不复杂的问题，竟然需要通过国务院这样的平台来推动解决，恐怕有关地方有必要反思自身的工作是否做到了位。像浙江嘉兴的案例，当时国务院督查组还专门通报，影响可谓不小。外界并不清楚，类似事件如何发酵，家长在通过国务院互动平台反映问题之前是否做过其他尝试？如果通过本地渠道反映了类似问题，那最终结果如何？如果沟通存在问题，到底出在哪个环节？从有关事件的报道来看，这种本地的互动渠道似乎已经失效，个中诉求与利益错综复杂，可能不是平板事件独有。
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3月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推进基础教育的信息化是一项系统工程，需要一定的条件保障，但更多地方还不具备这样的财力条件，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，因地制宜，坚决禁止强制要求家长和学生购买终端设备和数字服务，防止增加群众的经济负担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或许更有必要反思发生在学校的各类平板闹剧，倘若能够深入挖掘，或许可以清晰地呈现问题的来龙去脉。而如果总是简单退款了事，恐怕不排除今后还会发生类似事件。
